职场中的你具备“随时离开的能力”？
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16-09-19 13:22
“你要拥有随时离开体制的能力”已成为一种流行的说法。“体制”不单单是指体制内的工作，而是任何我们供职的机构。人们谈论“随时离开的能力”，谈的其实是如何提升个人的竞争力，以防万一被裁员或者遭遇不测，自己不会一下子丧失在社会中立足的能力。
这种说法这么流行，以至于成了一种舆论正确，但鲜有人注意到，它为何流行?它是否只是一种单纯的危机感?它真的能激起职人们对工作的上进心吗?
提升“反脆弱”能力
首先应该看到，提升“随时离开的能力”是一种非常合理的职场策略。
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就分工，再复杂再精细的创造，都会分工切割为无数的小细块。如果将社会生产看做一条庞大的流水线，那么绝大多数人就像是流水线上的一个小螺丝，他的工作非常细微、具体而明确，但这也意味着，他的可替代性非常强，因为他只是扮演一个螺丝的功能，换上另一个螺丝，流水线照样可运转流畅。保罗•福塞尔在其嘲讽中产阶层的作品《格调》中就这样写道，“他们仅仅将自己当作一个无限庞大的结构中的一个部件，进而磨灭了自己的人性，他们是可以随意替换的部件。IBM的一位行政人员曾对人吹嘘说：‘公司的培训计划使我们的雇员成为可替换的零件。’”
在分工精细的职场生活中，我们的可替代性太强了，都市白领也不能免俗，甚至更为严重。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在其著名的《反脆弱》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两兄弟约翰和乔治，约翰多年来在一家银行任职，有一份看起来很稳定的的收入，还有其他福利。乔治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收入时多时少。两者相对比起来，出租司机确实由于天气等不确定性，看起来确实没有银行的白领工作稳定，事实是这样吗?
塔勒布给出的答案是否!在他看来，都市白领在日复一日的重复性工作中，他的能力就止于他所从事的工作本身，他对组织有极强的依赖性，一旦风险来临，他对抗风险的能力非常薄弱。就好比你是银行柜员，工作30年了，你所熟悉的也只是柜台的一些操作，一旦失业，你柜台操作的能力就很难派上其他用场。并且，因为长期以来的安逸和身份优越感，你很难放下身段从事另一项工资相对微薄或者不那么体面的工作。但对于出租车司机而言，他们本来就生活在一种不稳定当中，他们抵御变化、对抗风险、承担压力的能力，比在温室里的都市白领里强得多，没有任何事情能一下子切断他们的收入来源。
从这个角度看，提升“随时离开的能力”非常必要。我们不能在安逸中丧失了进取心和不断学习的能力，不能与外界的社会需求脱节。
职场不安全感
但有意思的是，人们为什么强调的是“随时离开的能力”，而不是反过来，强调不断进步的能力、不断在职场中晋升的能力?这两种说法的微妙差别，折射的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危机感，而是一种强烈的职场不安全感。
之所以强调离开，而不是留下来并晋升，是因为职场不稳定，不仅晋升无望，很可能留下来都是个问题。这几年来，全球经济萎靡不振，包括欧美等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下岗潮，失业率屡创新高，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遭遇着坍塌危机。像美国，有资料显示，90%的美国家庭的收入从1973年开始几乎就没有增长，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不断攀升的失业率以及沉重的债务负担使美国中产阶级正在面临坍塌的危机，橄榄型社会有向“M型社会”演变的趋势。
至于中国，这两三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太大，无论国企、民营公司还是创业公司均遭遇寒冬，裁员潮频现，这时不是你想不想留的问题，而是人家要不要你。
“随时离开的能力”一方面是客观局势所迫——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裁掉;另一方面，是主观上的想要离开。想要离开的原因很多，但归结起来，不外乎钱给得太少，但工作又太累太憋屈。根据北京大学的一个课题组数据，从2005年到2015年，大学毕业生平均起薪增长232%，城镇职工平均月薪增长338%，也就是说，过去10年，相对社会总体水平，大学毕业生是一个失落的阶层。年轻人起步工资越来越低，年轻人变穷了。
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工作压力却不断增大。就像一部电影台词说的，“在那公司里面楼梯旁边有一群加班帝，他们热情又痴迷，他们敏捷又仔细。他们十几小时加班加点考验着身体，他们每月工资菲薄不给力。”都市里太多年轻人白领，只是表面光鲜的“穷忙族”，越忙越穷，越穷越忙，他们“被排除在一切‘正常的生活’之外，意味着达不到标准，意味着羞耻感和负罪感。当消费社会苦心孤诣地训导其成员体验新消费生活模式的时候，对于‘新穷人’来说，他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金钱与物质的贫乏，还有最痛苦的剥夺与失落。”
因此，人们都在谈论随时离开，而不是怎样更好地留下来，因为后者看起来遥不可及。
提防“临时工心态”
“随时离开的能力”的确可以提醒职人们始终保持进取心和竞争力，但这种心态是否总是正面的?
并非如此，因为这种心态归根结底是一种不安全感。从心理学角度看，不安全感因个体面对诸多不确定性而产生，它动员的是一种防御性的生活态度，容易滋生出焦虑、愤怒、对立和冲突，加重人们不切实际的高期望值心理，并引发相应的短期化越轨行为。
比如，“随时离开”换个说法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它会让人产生一种“临时工心态”：反正我在这个公司很可能被裁员、反正我可能呆不久了，那我对当前的工作就会抱着一种无所谓或不尽力的心态，我不会花费时间和精力把当前的业务研究深研究透。于是，单位里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上班都只是混日子，想着上一天班赚一天的钱;工作应付了事，都在做自己私事，准备考公务员或GRE;上班时间都在浏览招聘网站，到处投简历，骑驴找马……
人们的短期行为大量出现。但无论对于一家公司，还是对于个人来说，要想获得长足发展，必须要有长远的目标、长期的努力和付出、长期的精心维护。如果每个人都只是一种“临时工心态”、一种“灾民心态”和“末世心态”，每个人都想着赶紧捞一把就走，每个人都不考虑长远发展，每个人都不愿意投入和付出——那个人不可能有专业精湛的技能，一家公司也不可能有良好的发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当然，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这一切很可能是失效的，因为在不安全感的支配下，几乎所有人都是自利的，他们必然选择对自己短期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联想到前段两个让无数职人心寒的新闻事件，一个是兰州交通大学文博学院患癌女教师被开除，一个是北大校友魏延政的去世，其原来的老东家在得知其患病后终止了与其劳动合同。大学教师、世界500强高管，这些原本我们想象中的精英人士，在遭遇人生灾难时得到的不是单位的帮助，而是被抛弃，那其他更普通的职业呢?如果单位如此无情，人们的安全感将从何而来?又怎能指望员工尽心尽力效劳于单位?
显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单位、我们的保障制度，还是应该在各方面多多努力，尽量减少职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减少他们一旦失业朝不保夕的恐慌。毕竟，安全感比什么都可贵。
这种说法这么流行，以至于成了一种舆论正确，但鲜有人注意到，它为何流行?它是否只是一种单纯的危机感?它真的能激起职人们对工作的上进心吗?
提升“反脆弱”能力
首先应该看到，提升“随时离开的能力”是一种非常合理的职场策略。
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就分工，再复杂再精细的创造，都会分工切割为无数的小细块。如果将社会生产看做一条庞大的流水线，那么绝大多数人就像是流水线上的一个小螺丝，他的工作非常细微、具体而明确，但这也意味着，他的可替代性非常强，因为他只是扮演一个螺丝的功能，换上另一个螺丝，流水线照样可运转流畅。保罗•福塞尔在其嘲讽中产阶层的作品《格调》中就这样写道，“他们仅仅将自己当作一个无限庞大的结构中的一个部件，进而磨灭了自己的人性，他们是可以随意替换的部件。IBM的一位行政人员曾对人吹嘘说：‘公司的培训计划使我们的雇员成为可替换的零件。’”
在分工精细的职场生活中，我们的可替代性太强了，都市白领也不能免俗，甚至更为严重。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在其著名的《反脆弱》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两兄弟约翰和乔治，约翰多年来在一家银行任职，有一份看起来很稳定的的收入，还有其他福利。乔治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收入时多时少。两者相对比起来，出租司机确实由于天气等不确定性，看起来确实没有银行的白领工作稳定，事实是这样吗?
塔勒布给出的答案是否!在他看来，都市白领在日复一日的重复性工作中，他的能力就止于他所从事的工作本身，他对组织有极强的依赖性，一旦风险来临，他对抗风险的能力非常薄弱。就好比你是银行柜员，工作30年了，你所熟悉的也只是柜台的一些操作，一旦失业，你柜台操作的能力就很难派上其他用场。并且，因为长期以来的安逸和身份优越感，你很难放下身段从事另一项工资相对微薄或者不那么体面的工作。但对于出租车司机而言，他们本来就生活在一种不稳定当中，他们抵御变化、对抗风险、承担压力的能力，比在温室里的都市白领里强得多，没有任何事情能一下子切断他们的收入来源。
从这个角度看，提升“随时离开的能力”非常必要。我们不能在安逸中丧失了进取心和不断学习的能力，不能与外界的社会需求脱节。
职场不安全感
但有意思的是，人们为什么强调的是“随时离开的能力”，而不是反过来，强调不断进步的能力、不断在职场中晋升的能力?这两种说法的微妙差别，折射的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危机感，而是一种强烈的职场不安全感。
之所以强调离开，而不是留下来并晋升，是因为职场不稳定，不仅晋升无望，很可能留下来都是个问题。这几年来，全球经济萎靡不振，包括欧美等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下岗潮，失业率屡创新高，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遭遇着坍塌危机。像美国，有资料显示，90%的美国家庭的收入从1973年开始几乎就没有增长，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不断攀升的失业率以及沉重的债务负担使美国中产阶级正在面临坍塌的危机，橄榄型社会有向“M型社会”演变的趋势。
至于中国，这两三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太大，无论国企、民营公司还是创业公司均遭遇寒冬，裁员潮频现，这时不是你想不想留的问题，而是人家要不要你。
“随时离开的能力”一方面是客观局势所迫——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裁掉;另一方面，是主观上的想要离开。想要离开的原因很多，但归结起来，不外乎钱给得太少，但工作又太累太憋屈。根据北京大学的一个课题组数据，从2005年到2015年，大学毕业生平均起薪增长232%，城镇职工平均月薪增长338%，也就是说，过去10年，相对社会总体水平，大学毕业生是一个失落的阶层。年轻人起步工资越来越低，年轻人变穷了。
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工作压力却不断增大。就像一部电影台词说的，“在那公司里面楼梯旁边有一群加班帝，他们热情又痴迷，他们敏捷又仔细。他们十几小时加班加点考验着身体，他们每月工资菲薄不给力。”都市里太多年轻人白领，只是表面光鲜的“穷忙族”，越忙越穷，越穷越忙，他们“被排除在一切‘正常的生活’之外，意味着达不到标准，意味着羞耻感和负罪感。当消费社会苦心孤诣地训导其成员体验新消费生活模式的时候，对于‘新穷人’来说，他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金钱与物质的贫乏，还有最痛苦的剥夺与失落。”
因此，人们都在谈论随时离开，而不是怎样更好地留下来，因为后者看起来遥不可及。
提防“临时工心态”
“随时离开的能力”的确可以提醒职人们始终保持进取心和竞争力，但这种心态是否总是正面的?
并非如此，因为这种心态归根结底是一种不安全感。从心理学角度看，不安全感因个体面对诸多不确定性而产生，它动员的是一种防御性的生活态度，容易滋生出焦虑、愤怒、对立和冲突，加重人们不切实际的高期望值心理，并引发相应的短期化越轨行为。
比如，“随时离开”换个说法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它会让人产生一种“临时工心态”：反正我在这个公司很可能被裁员、反正我可能呆不久了，那我对当前的工作就会抱着一种无所谓或不尽力的心态，我不会花费时间和精力把当前的业务研究深研究透。于是，单位里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上班都只是混日子，想着上一天班赚一天的钱;工作应付了事，都在做自己私事，准备考公务员或GRE;上班时间都在浏览招聘网站，到处投简历，骑驴找马……
人们的短期行为大量出现。但无论对于一家公司，还是对于个人来说，要想获得长足发展，必须要有长远的目标、长期的努力和付出、长期的精心维护。如果每个人都只是一种“临时工心态”、一种“灾民心态”和“末世心态”，每个人都想着赶紧捞一把就走，每个人都不考虑长远发展，每个人都不愿意投入和付出——那个人不可能有专业精湛的技能，一家公司也不可能有良好的发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当然，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这一切很可能是失效的，因为在不安全感的支配下，几乎所有人都是自利的，他们必然选择对自己短期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联想到前段两个让无数职人心寒的新闻事件，一个是兰州交通大学文博学院患癌女教师被开除，一个是北大校友魏延政的去世，其原来的老东家在得知其患病后终止了与其劳动合同。大学教师、世界500强高管，这些原本我们想象中的精英人士，在遭遇人生灾难时得到的不是单位的帮助，而是被抛弃，那其他更普通的职业呢?如果单位如此无情，人们的安全感将从何而来?又怎能指望员工尽心尽力效劳于单位?
显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单位、我们的保障制度，还是应该在各方面多多努力，尽量减少职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减少他们一旦失业朝不保夕的恐慌。毕竟，安全感比什么都可贵。
上一篇：职场对话出现“火药味”时怎么办？
下一篇：职场人际交往的八大定律
